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现象突出。从金融角度看，金融资源分布与GDP占比并不协调，存在“马太效应”，东部地区金融资源占比要明显高于GDP占比，考虑到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时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会影响其资金来源；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融资方式单一；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业务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作为实体经济的源头活水，金融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一是合理平衡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优化结构分布；二是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三是推动科创金融形成阶梯式发展格局；四是加快培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基础，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五是增强特色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特征

（一）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的“东西差距”逐步转变为“南北差距”

按照传统四大区域划分，中西部地区GDP占比由2010年的19.7%、18.63%增长至2020年的21.95%、21.07%，分别提升2.25和2.44个百分点；东部、东北部地区GDP占比则由53.09%、8.58%降至51.93%、5.05%，分别下降1.16和3.52个百分点，尤其东北地区GDP占比降幅明显（图1）。除东北地区外，中西部GDP占比稳中有升，东西差距有所收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东西差距缓解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南强北弱”现象，并且呈扩大化态势。北方地区GDP占比由2010年的42.81%降至2020年的35.22%，南方地区GDP占比则由 57.19%升至64.78%（图2）。另外，根据华顿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显示，百强城市前十名中北方城市仅有北京一家，前二十名中，北方城市仅有北京、天津、郑州、西安、济南和青岛五家（表1）。

（二）各地区劳动力数量占比趋于下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

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除作为内生变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外，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用于衡量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制度改革、技术进步等。

一方面，各区域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比持续下滑。近年来，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均有所加剧，适龄劳动力人口出现持续下降。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5-64人口占比由2011年的76.4%、72.29%、72.32%、78.88%降至2019年的71.67%、68.82%、69.75%、74.97%，分别下降 4.72、3.47、2.57、3.91个百分点，尤其东部地区降幅最大（图3）。整体来看，我国各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人口红利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衰减。

另一方面，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先升后降，东北地区下降更快。近年来，在放权让利、创新驱动以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等措施影响下，2015-2018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持续上升，但2018年起，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再次出现下降，尤其东北地区降幅更为明显（图4）。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多种原因，其中市场化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得分看，东部8.67分、中部6.91分、东北6.53分、西部5.05分（表2）。在市场化指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了八个，而市场化指数排在后十位的省份中，西部地区占了八个。其他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潜力可以挖掘，市场活力有待继续释放。

（三）科技投入“东强西弱”，中部地区增长幅度相对较大，东部地区创新驱动优势明显

从科技投入规模看，东部地区要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科技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1.76%提升至2019年的2.8%，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0.8、0.37和0.33个百分点（图5）；东部地区R&D成果及科研人员占比由2010年的51.3%提升至2019年的53.76%，提高2.4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升近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大幅下降5.12个百分点（图6）。高科技产业数量方面，中部地区增长态势明显，占比由2011年的14.49%增长至2019年的19.15%，增长4.6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则下降了4.36个百分点，但占比仍然高达66.24%（图7）。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中部地区也显示出较大潜力，占比由2011年的8.46%提升至13.64%，虽然东部地区占比下降了6.15个百分点，但占比仍然超过四分之三，西部地区提高1.8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则下降了0.9个百分点（图8）。

（四）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中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尚有明显差距

一方面，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3年的2.62、2.52、3下降至2020年的2.44、2.32、2.66，基尼系数也由2008年最高的0.491降至2019年的0.465，虽然各地区内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缓解，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尤其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突出（图9）。

另一方面，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缓解，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近。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长期保持在72%左右，但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由2013年的75.45%降至2020年的68.62%，下降6.84个百分点（图10）；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由2013年的75.76%、62.7%上升至76.16%、66.29%，分别增长0.4和3.57个百分点，西部提升速度较为明显。与城镇情况相类似，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了4.42个百分点（图11）。

二、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概貌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但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差异，金融资源在空间上也存在分布不均、普惠性不足等现象，在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短板。

（一）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马太效应”突出，但与GDP占比不相协调

一是东部沿海地区金融资源集聚度较高。2020年，证券时报与新财富从经济竞争力、资本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和资本市场活跃度四大维度选取了29个指标，采用德尔菲、层次分析等专业分析法进行评价，评选并发布了内地城市金融竞争力50强。50强城市GDP总额占全国50%左右、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接近90%、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规模占60%以上、营业部交易额占全国近75%，金融竞争力优势凸显。但从区位看，50强城市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多数城市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上榜城市数量居前。具体看，东部城市占比超过60%，南方城市占比也在60%以上，东部、南方城市金融竞争力明显更强（表3）。

二是近年来东部地区融资总额占比大幅上升，存款也出现“东移”趋势，且明显高于GDP占比。近年来，经济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化与融资结构变化并不同步。一方面，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由2014年的51.15%增长至2020年的59.58%，提升了8.43个百分点，高于GDP占比7.65个百分点，西部、东北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则由24.1%和6.89%降至19.59%和2.32%，分别下降4.51和4.5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则由17.86%增长至18.51%，仅提高0.65个百分点（图12），中西部地区社融占比比GDP占比低近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由2010年的59.7%降低至2014年的57.3%后又加速上升至2020年的59.4%，比GDP占比高7.74个百分点。其他地区存款占比由40.3%上升至42.7%后又下降至40.6%（图13）。存款流失对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不利，继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也反映出中西部金融发展的短板。

整体看，我国金融资源和经济产值分布存在不协调，东部地区金融资源较为集中，“马太效应”突出，但东部地区金融资源占比却明显低于GDP占比。一方面，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集中但经济产值占比出现下降，说明资金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时期，加之中西部地区承担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任务，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作为支撑。

（二）各地区融资模式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大幅提升

从融资模式看，东部地区融资模式从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加速转变，股票、债券融资占全国比重由2014年的66.76%、52.42%上升至2020年的79.61%和69.6%，分别提升12.84和17.17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10年的60.2%降至55.8%，下降4.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中西部地区股票融资占比下降了1.92和6.39个百分点，债券融资分别下降了4.21和8.95个百分点，贷款占比则上升了3.2和2.4个百分点（图14、图15）。截至2020年末，东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3132家，占全国比重达71.39%，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上市公司数量占比接近60%，超过其他26个省份之和（图16）。

（三）风险投资更多流向IT、互联网、生物医疗等行业，且主要以东部发达城市为主，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发展相对不足

近年来，在大力提倡创新驱动发展带动下，我国积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新型金融业务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风险投资规模及投资企业数量快速发展，且占据绝对优势。从风险投资流向行业看，IT、互联网资金流入规模排名靠前。2017年以来，东部城市中，上海、深圳、北京风险投资流入IT、互联网行业规模分别合计为4733亿元、3592亿元，远超其他城市总和。从投资企业数量行业分布看，北京、上海等城市金融、互联网、医疗、IT行业投资企业数量靠前。特别地，风险投资投入企业数量在500家以上的城市大都位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在人才、资源方面本身具备优势，加之市场机制高度发达，存在驱动创新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发展则相对滞后，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企业数量均较少。

（四）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覆盖面相对滞后，农村金融业务存在短板，普惠金融业务广度和深度不足

从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看，东、中、西、东北地区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占比由2010年的39.42%、23.66%、26.98%和9.93%变为2020年的39.62%、24.04%、26.8%和9.52%，东部、中部地区提高0.2、0.38个百分点，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了0.17和0.4个百分点（图17）。2020年，东、中、西、东北地区单位网点服务人数（各地区总人数除以营业网点数）分别为6399人、6823人、6435人、4651人，但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重大约40%左右。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空间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中西部金融业务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

从各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分布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大体维持在35%、25%和20%左右，从业人员人数占比大体保持在37%、25%和28%左右，东北地区则分别下降了1.5、0.5个百分点，维持在7.5%、9.2%左右，没有明显变化（图18、图19）。此外，我国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税后利润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由2010年的7.69%提升至2014年的12.12%，随后一路降至2020年的9.44%，盈利能力下降明显，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图20）。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等相对落后，需要通过扩大普惠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弥补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整体看，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业务发展存在不足，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突出，可持续、广覆盖的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体系尚未形成。

三、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金融机构要适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金支持力度，合理平衡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优化结构分布。一方面，金融机构要适度平衡资源的空间配置，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倾斜，尤其是在中部加速崛起、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加快建设等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投资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持续释放。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也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放管服”改革、经济金融信息共享等措施，为吸引、留住金融资源，特别是存款资源创造更加适应的环境和条件，便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推进直接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培训、信息共享等工作，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一是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直接融资培育和辅导，引导企业充分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适度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二是加大引进设立各类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推动设立一批风险投资基金、创新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鼓励创业投资基金开展早期投资、长期投资，带动创新资本形成。三是加快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完善市场交易制度规则，创新方式加大企业宣介力度，积极链接更多金融资源。四是创建适合直接融资发展的优良金融生态环境，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制定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地方性法规，加大对失信人的惩戒力度。

第三，鼓励东部地区科创金融加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利用好后发优势，形成阶梯式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各地区要找准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针对东部地区，一是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贷款、债券、股权、代理、租赁、投顾等工具，满足科技创新领域客户不同发展阶段融资需求。二是探索围绕科创类企业未上市股权、知识产权、对外债权和收益权等创新融资产品，加大与外部知名投资机构及政府科技创新基金的战略协同和投贷联动，积极推动建立科创基金。三是金融机构要多方联动，加强协调，推出场景化知识产权融资模式、一体化投贷联动融资模式、链式化供应链金融、线上化大数据金融四大科技创新服务模式。针对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地区间建立充分的技术流通机制，消除制度壁垒和地方保护，中西部地区在发挥东部产业承接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引入，逐步在东、中、西部形成科技金融梯次型发展格局，畅通国内技术流动和科技金融资源的内循环。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有其发展特殊性，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及需求，在合理范围内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支持科创类企业发展，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要。

第四，加快培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基础，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业务体系，支持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是以普惠金融作为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的市场环境，培育制度土壤。二是加快推动各区域市场能力建设，实现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等业务进一步对农村地区放开，逐步探索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三是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四是金融业要探索推动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业务发展机会的结合，提升金融能力建设，做好金融服务与稳定发展之间的平衡。

第五，增强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能力，鼓励跨省、跨地区合作，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一是以供应链金融业务为抓手推动各大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以产业承接为机遇，积极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支持金融机构跨省、跨地域合作，围绕核心企业打造“1+ N”全方位金融服务方案。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为产业链提供结算、融资和财务管理等系统化综合解决方案，有效扩大企业融资规模，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各省之间金融机构、核心企业等积极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减少应收账款确权的时间和成本，支持中小微企业高效融资。二是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环境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从政策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制定与绿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用担保等；创新信贷服务，如研发和推行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允许低碳企业提供碳排放权质押，允许节能技术开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等。

作 者：梁斯 中国银行研究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发布

机器人产业迎来跨越发展窗口期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个部门发布了《“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

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

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规模、技术和产品实现突破。从规模上看，2016至2020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5%；从技术和产品上看，精密减速器、智能控制器等关键技术和部件加快突破、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整机性能大幅提升、功能愈加丰富，产品质量日益优化。同时，应用水平大幅提高。

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20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246台/万人，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两倍。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经覆盖汽车、电子等52个行业大类、143个行业中类，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在仓储物流、教育娱乐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应用。

王卫明认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基本形成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集成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创新有序推进，整机研发及批量制造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应变能力和协同发展能力持续提升。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机器人产业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技术积累不足，原创性研究、理论研究、正向设计能力欠缺；产业基础薄弱，关键零部件质量稳定性、可靠性等还不能满足高性能整机的需求；高速、高精、重载等高性能整机产品供给缺乏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机器人产业迎来升级换代、跨越发展的窗口期。”王卫明说。

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

如今，我国工业机器人需求激增，扫地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也走进人们的生活，实现商业化应用，但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我国机器人应用仍显不足，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宋晓刚介绍，“十四五”时期，面对制造业等行业发展，以及家庭服务等领域需求，我国将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重点产品的创新及应用，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宋晓刚称，在工业机器人方面，我国将重点研制面向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域的焊接机器人，面向半导体行业的真空（洁净）机器人等。在服务机器人方面，重点研制农业机器人、矿业机器人、建筑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家用服务机器人和公共服务机器人。在特种机器人方面，重点研制水下机器人、安防机器人、危险环境作业机器人、卫生防疫机器人。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深度应用，机器人智能化发展呈现多维升级的新特点，即从单一感知向全域感知提升，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升级，从单机智能向集群智能演进，从围栏操作向人机协作跃迁。”宋晓刚说。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在宋晓刚看来，“十四五”期间，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机器人系统开发、操作系统等共性技术，研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等前沿技术。建立健全创新体系，发挥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的作用，加快成果转化。支持协同创新和技术融合，鼓励骨干企业联合开展机器人协同研发，提高新产品研发效率；推进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融合应用，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网络化水平。

“实现‘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汪宏说。

汪宏表示，要夯实产业基础，补齐专用材料、核心元器件、加工工艺等短板，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增强产品供给，面向重点行业需求，集聚优势资源，推进高端机器人产品研制，拓展机器人产品系列和种类，提升性能、质量和安全性；拓展市场应用，实施“机器人+”应用行动，组织产需精准对接，推进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开发；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记者 刘坤）

焦点访谈丨深耕科技沃土 培植智慧农业

在黑龙江、陕西、新疆这三个地方，农业都是当地的主产业之一。“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技术引领，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才能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这三个地方，如何因地制宜，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调研。

金秋十月，黑龙江北大荒集团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水稻，迎来了大丰收。

北大荒集团八五六农场有限公司种植户 田满秋：“我家今年种了470亩地，一亩地比去年多打了30多斤粮，最主要增产是因为夏天用了变量施肥。”

什么叫做变量施肥？田满秋家土地的肥力如何提高的呢？上个月水稻收割前，记者用搭载着高光谱成像仪的遥感飞机给田满秋家的稻田做了全身CT。

北大荒集团八五六农场有限公司农业生产部高级主管 徐克江：“我们以卫星遥感数据为数据源，结合低空无人机的遥感，还有地面人员的采样，还有田间布设的传感器采集田间的数据，形成天、空、地立体监测技术体系。”

太空卫星、低空飞机、田间传感器、土壤样本，这诸多秘密武器共同形成了稻田的天、空、地立体信息，再参考此前历史数据等综合分析，技术人员就可以根据水稻不同生长时期，为每个地块量身打造施肥处方图。

粮食要丰产，耕地最关键。作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1.56亿亩黑土地是黑龙江丰产的“命根子”。但是近年来，黑土地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此前采用的传统施肥方式，整块地均匀用力，时间也是凭经验判断。但一整块地里面不同小区域的土壤肥力却不尽相同，不同生长阶段农作物的饥饿程度也不同。施肥少，怕农作物“吃不饱”，施肥过多，不仅浪费，也会伤害黑土地。如何施肥更加科学合理？必须技术创新。

事实上，肥力变瘦、土层变薄、土质变硬已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亟待解决的普遍问题。针对各地相关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黑龙江省面向全国整合资源，于2021年组建了由54名全国顶尖专家组成的黑土地保护利用专家组，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集成。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站长 马云桥：“下设了4个专项组，一个是耕地质量提升专项组，还有农田建设专项组，还有耕地生态保护专项组，第四个是监测评价专项组。”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焕军是54名专家组成员之一。今年，他带领的团队和北大荒农场合作，研发推广在水稻田中进行变量施肥的新技术。在农场的指挥中心，来自中科院的科研人员给记者演示了今年夏管期间，无人机变量施肥作业的影像，变量施肥处方图可以精确显示每个小单元地块作物的“饥饿”程度。神奇的是把处方图搭载在无人机等智能农机上，农机就能自动实现精准施肥。

正是因为这个新技术，田满秋等种植户家的水稻田有了更精准的施肥方案。 除了变量施肥，聚焦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的问题，黑龙江通过与专家组共同合作，还研发了以秸秆粉碎、有机肥深混还田等技术为核心的“龙江模式”和以水稻秸秆翻埋、旋耕为主的“三江模式”。如今，这两个模式已经被列为全国黑土地保护主推技术。

金秋也是新疆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在昌吉州，收番茄是最大的农活之一。自走式番茄采摘机从采摘、分离到装车、割秧一条龙作业，干活又快又麻利。现代化的高效农业，机械化是支撑。现在，在昌吉州，不仅是番茄，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从犁地、播种、田管到收获等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都已经达到100%。为什么在当地，智能化的农机成了种地的“主角”呢？

新疆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柯晓涛告诉记者，为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从2012年以来，昌吉州在国家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的基础上，每年还增加5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推广新农机的应用。

新疆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柯晓涛：“每一个新机械出来，价格都很高，通过财政资金的引领起到指挥棒的作用。我们也是有意识地补贴一些高科技的、现代化的、信息化的、作业质量好的机具，来进行累加补贴，目前形成我州在机械化方面走在了全新疆的前列。”

除了农机补贴，昌吉州大力推进的农艺与农机融合，对农业机械化推广也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是农艺与农机融合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与国际合作处副处长王占彪告诉记者，以棉花为例，过去主要是手采，因此作物形状、种植行距等，都没有考虑适应机械化操作，刚开始使用采棉机，经常出现采不净的情况。现在要大规模推广机械化，在种植品种、耕种模式上都要调整。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农科院的支持下，2017年，在昌吉州挂牌成立了中国农科院西北农业研究中心，它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科技支撑。现在昌吉广为种植、更适应机械化耕作的机采棉就是这里研发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研与国际合作处副处长 王占彪：“我们选育新品种，配套优化栽培技术，优化种植模式，把这些技术和产品进行集成、创新、组装来进行示范推广。”

目前，昌吉州七个县市，全部入选国家级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农业机械化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在农业生产中，畜牧业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是我国最大的奶山羊生产基地。在陕西陇县的一家奶山羊养殖企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技术团队正给一只准备做种羊的奶山羊采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曹斌云：“从羊身上采集的血液，经过双基因选育技术，可以精准知道这头羊含不含优质高产基因。”

曹斌云是陕西省奶山羊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告诉记者，良种是奶山羊产业发展的“芯片”，陕西奶山羊养殖历史悠久，但近些年，却面临着遗传资源单一、品种退化带来的大问题。

为改善种群，加强良种繁育，当地花高价从国外进口产奶周期长、产量高的新羊种。但这些进口羊，到底有没有高产遗传基因，能不能做种羊，此前没有明确的关于良种鉴定的相应技术标准，当地很多养殖户只能凭经验。羊进口后，配种、生育后代、产奶量观察，才能最终判定，周期长，花费也大。

要实现大规模精准选育，必须要有明确的良种鉴定技术标准。事实上，不仅是奶山羊的良种选育不同于相对成熟的牛乳产业，在我国，羊乳产业近些年才发展起来，包括奶山羊养殖、羊乳加工等，都没有相关国标。没有标准化，就没有规模化和产业化，近几年，陕西省决定推动通过技术研发创新，实现奶山羊全产业链标准化。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任步学：“要制定标准，通过标准来规范产业发展，这样也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为了制定良种鉴定标准，2017年，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依托曹斌云教授带领的奶羊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全国多家科研院所和陕西省相关重点企业，进行良种选育的科技攻关。2021年，通过运用基因检测等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曹斌云团队研发出了双基因良种选育种羊的办法，进而提炼出了相应地方技术标准。

截至目前，陕西先后出台了包括良种鉴定在内的11个奶山羊养殖技术标准和6个羊乳加工技术标准，涵盖了奶山羊产业链全程。产业标准化极大促进了产业发展，现在陕西省奶山羊良种规模、存栏数、羊奶产量、羊奶加工能力等七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羊乳制品更是占到了国产市场份额的85%。奶山羊全产业链产值为467亿元，带动农民年增收32亿元。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林万龙：“我们的人口规模巨大，我们的农业资源非常有限，怎么能够满足我们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追求？有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产出，这个里面的核心一定是科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朝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奋进，一定要走科技兴农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无论是黑土地的保护、大规模机械化的收割，还是奶山羊的良种繁育，都离不开科技的加持。科技层面不断攻关，政策层面不断加大力度，我们就能让更多农业科技成果，进入田间地头，农家庭院，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